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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民国时期，中国军队的维持经费一向是非常困乏的。抗战爆发前，军费支出高达国家总支出的32%到42%，沉重的军费曾使财政部长愤然请辞。为了降低军费，蒋介石试图裁军，却引发中原大战。既然军费无法以裁军的方式直接压低，政府只能将军费七折八扣，除最小限度的维持费之外，实在无法增加经费让军队改善生活。当维持费被压到最低水平，部队的日子就经常青黄不接了。

　　部队主官如果不使用非法手段另辟财源，很难维持部队的运作。如何为属下搞“灰色收入”，汤恩伯是很“成功”的一例，他在困难时期“经营有方”，但资金大都用于部队官兵身上。抗战时的“汤粮”恶名昭彰；抗战胜利后，汤恩伯主持上海接收，负责长三角95万日军日侨的遣返，理应大发接收财；而在国民党军队全面崩溃时，汤恩伯又是“中央银行”黄金转运台湾的主要负责将领，更是发财良机，他家按理应该是塞满金条的。然而，他在台湾的日子却过得非常窘困。继汤恩伯之后出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的王仲廉，在台湾一样很拮据。

　　汤恩伯等将领在春风得意时，搞钱本事很大，但并非全为了充实私囊。当年中国军队的贪污之风盛行，固然有很多军官是为己谋利，但也有不少人是在那贫苦年代因维持部下生计所出的无奈之举。这段历史现象耐人寻味。

　　穷国无弊不成军

　　1932年时担任第14师第80团机枪1连连长的罗锡畴，留下一段生动的回忆。该师是陈诚的土木系基干部队，位于后勤供应第一顺位，但全师的服装费仍然低得离谱。“部队很穷，士兵常年是赤脚草鞋，公家每年夏季发两套单服，冬天一套棉军服、两套内衣裤。”陈诚酷爱体育，在第18军大力推广球类活动与赛跑，但这些活动会损毁军服。罗连长想为弟兄们筹办运动服，“连上公费每月只有三十块钱，每人做两套运动衫裤，最少也要一块五毛钱。机枪连人数较少，但也将近一百。这一百多块钱，到哪里去找呢？没有办法，我就召集班长以上的人开会。他们当然更无办法。”

　　最后，罗连长靠吃空缺，筹措出制作运动服的经费：“唯一的办法，只有报几个空缺，拿公家的钱作为公用，这不能算我贪污……可一个二等兵，每月只有七块钱，要报多少人，多长的时间呢？为了急需……当然最好是报二十名，一个月就差不多了。但这很容易引起主管人事的单位起疑，而弄出差错来。最后决定分三次共报十名，两个月后再陆续（报）开除，随即由伙食费款下先行垫款定制……一星期后全连官兵穿着白背心蓝短裤亮相，全团都感惊奇，连长们都来探询，这笔钱哪里来的？我们当然不能据实以告，只好含糊其词以答，自然他们也可猜测得到。于是风起云涌，纷纷仿效，运动的气氛，就在十八军蓬勃发展起来。”

　　吃空缺若是被查出来，连长是要遭枪毙的。连长要冒着枪毙的风险搞钱，才能让弟兄们穿上运动服打篮球，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当时军中的怪状。

　　罗连长的30块大洋办公费，其实已经是王牌部队的特殊待遇了。一般中央军的步兵连，办公费只有法币20元。到了抗战年代，法币贬值又使这20元快速缩水。一个步兵连光是点灯的灯油钱就要花掉一半办公费，每月造饷册的纸张费又要花掉另一半。在灯油与纸张之外，连长即使是买点秸秆烧开水的茶水钱都付不出来，能不吃空缺吗？

　　一个基层的连长得靠吃空缺才有钱烧开水，师长与团长等管钱的高级将校就更要搞钱了。部队是一个大家庭，部队的大家长用钱是不能吝啬的，尤其是在战争年代，主官的手笔更要慷慨大气，不可因为小气而失去军心。部属杀敌立功要发奖金、作战奋勇要加发菜金、忠勇负伤要发慰问金、负伤成残遣返乡里要发遣散费、遭遇时疫要发医药费、到后方深造送训要给旅费、有结婚喜庆要给红包、遭逢困难要给济急钱……一个师长每月的办公费只有300元，当然是不够用的。

　　要带好部队，只能靠吃空缺等邪门歪道，另辟财源。因此，军中的弊端永远无法根绝。如果主官不弄钱，部队就会离心离德。以清廉著称的黄维在担任第54军军长时，就因为过度清廉，引起全军反弹，最终饮恨免职。在这支与弊端共生的军队中，汤恩伯的搞钱之术堪称登峰造极。

　　蒋介石授权走私

　　汤恩伯本人个性清廉严整，却也是一位很务实的将领，他知道吃空缺是维系部队战力的必要之恶，所以允许吃空缺，但是将吃空缺的截留旷款定名为“公积金”，成立公积金委员会统筹利用。委员不但有各部门官员，还有士兵代表与长官一同监察审核，确保涓滴归公。

　　有了公积金，汤恩伯集团成为一支“幸福”的部队。如果汤恩伯麾下的连长垫钱买运动服，这个连长只要打个报告就可以用公积金报销，不需要自己想办法生出钱来。汤集团的各级干部对“汤老总”的名言都是朗朗上口的：“可以因公亏空，不准营私舞弊。公款用之于公，有理由的亏空，可以据实呈报补还。”

　　吃空缺是最消极的搞钱法，汤恩伯并不满足于吃空缺。他在1941年底出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委，辖区里有封锁线上最繁华的走私要埠界首，于是他大胆采用部属建议，做起走私生意。

　　为了抵制日军“以战养战”，国民政府颁令严禁“战略物资”流入沦陷区，“战略物资”的范围太广泛，只要向沦陷区运售物资都能被定义为通敌走私，而日军同样也严禁物资流出，于是走私之风大炽。以汤恩伯驻军的豫西来说，许昌烟叶非常有名，美国人认为许昌与维吉尼亚州气候类似，大批美商在许昌设庄收烟，又提供美国种籽与技术。当时大名鼎鼎的哈德门、大前门、茄立克与三炮台等洋烟，都用许昌烟叶。上海沦陷后，许昌烟叶顿失市场，失去生计的烟农行商就会铤而走险，在中日两军对阵的战地打开无数条走私路线。河南私货要向上海走私，就要走水陆运要冲界首三镇（太和县界首镇、临泉县刘兴镇、沈丘县皂庙镇）。由界首出发，水路顺颍河而下可以直通淮河要埠正阳关；陆路车马东行100公里就是铁路要冲蚌埠镇，私货上火车能直放南京、上海。沾走私客之光，界首一跃而成抗战时期的重要商埠，万商云集，有“小上海”之称。

　　在汤恩伯的基本部队第13军，军需处处长胡静如看出商机。他亲自调查界首的走私状况，发现“只要有牛车道，走私的人力架子车就遍地可走”，而驻军关卡无法禁绝。于是，胡处长向汤恩伯大胆提议开放走私，积极管理，一可套取沦陷区物资，二可借机生财筹款，汤集团以后就不缺钱用了。

　　汤恩伯对胡静如的设想非常赞赏，并成立物资管理处，让胡静如放手生财。胡静如的生财方法，可以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极致发挥。他把界首一带所有船只车辆全部列管，进而将走私商全部掌握起来，而后任由走私商各显神通做走私生意。只要不是粮食、金属等严禁出境的物资，各种私货一律大开方便之门。物资管理处一不抽牌照规费，二不设卡收过路费，只规定商人必需以私货套取棉纱棉布等大后方急需的物资。其次，走私商要向物管处报告以物易物的交易价格，而后物管处评比，找出最会做生意的走私商人，并要求各路走私商以评比最优的生意为交易基准。若达不到要求，就将私货强制交给评比最优的走私商统一走私，物管处则从中抽取“捐献”。

　　例如某甲以两包烟叶（每包200斤）换回棉布一包（40匹），某乙只换到30匹布，某乙若自认能力实在不足，换不回40匹布，物管处就将某乙的货交给某甲代售。在某甲多换回的10匹布中，20%（2匹布）作为某甲的报酬，40%（4匹布）作为上缴物管处的“捐献”，某乙则多赚剩下的4匹布。换言之，胡静如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主张，以政府力量为自由经济市场提供公开的资讯平台。

　　靠资讯平台赚钱之余，胡静如自组“鼎泰庄”，亲自下海，在豫西后方收购桐油、生漆、牛皮、猪鬃与烟叶等土特产品，层层打通伪军关节，突破日军封锁向沦陷区出售，套取大后方急需的棉纱、棉布、西药、机械工具、工业产品乃至合金钢材。生意红火、大发利市的鼎泰庄为了供货，在豫西建立了土布厂、卷烟厂、柞蚕丝织绸厂、毛纺厂与陶瓷厂等一系列土特产工厂，地方经济随之起死回生。胡静如甚至自创香烟品牌“中山门”，风行全国。当然，汤恩伯自此之后就完全不愁经费了。

　　走私生意毕竟是违背国策的灰色生意，汤恩伯在开办走私生意之前，派胡静如到重庆向蒋介石面报，建议“管制运输”，以求由“豫皖边区的特殊环境从中生财筹款”。蒋介石同意了，并告诉胡静如：“你们回去好好帮助汤总司令把局面打开来，我可以授权给他。”

　　有了最高当局授权，汤恩伯的走私生意非常火爆，却也成为他毕生污点。他的军需主任陈宗虞回忆道，大后方报章批评之辛辣，曾让汤恩伯伤心痛哭：“收编杂牌军太多，经费来源没有，怎么办？有人就出主意搞个鼎泰公司……结果是声名狼藉。重庆报上刊出漫画，几笔勾画出汤的脸型，嘴上叼着中山门香烟，肩上扛着布匹，口里吐出‘价廉物美’几个字。尴尬到如此境地，汤先生生平大概是第一次。”

　　鼎泰庄与子弟学校

　　汤恩伯经由走私得来的钱财物资，价值应是数以亿计的，他似将其全部用于部属了。

　　他个性豪爽，留学日本时曾与同乡合伙开餐馆，因为经常请客，任由友好赊账，餐馆因此倒闭。在军旅得意时，汤恩伯仍然不改豪爽个性，他检阅部队犒赏士兵，出手就是每人十块大洋。路上遇到伤残官兵向他喊穷，一定要给钱慰问。他的军需主任回忆道，有些胆大的士兵“知道他脾气，路上碰着就要钱，他也始终给予。不够了，随手写张便条叫人到副官处去领，他就是这么个人”。

　　淞沪会战时期，走过上海街头的中国军队炊事班。随着战火扩大，沿海富裕地区沦陷，军队大扩张，中国军人的伙食日益艰难。

　　汤集团不但有充足的维持费，连眷属也能得到贴心的照料。当时军眷是没有眷粮的，带眷军人要与妻小团聚，只能自己花钱租房子。而战时军人待遇低，所以随军眷属成为军中最头疼的大问题。解决军眷问题的花费太大，一般部队主官是不敢轻碰的。汤恩伯不惜重金以设置临时后方眷属住处，安排随军眷属；又成立子弟学校，让随军的军人子弟没有失学之忧。为了让部属能成家立业，他甚至在西昌兴建后方军眷住宅。

　　对于抗战中忠勇殉国的将士，汤恩伯更是照顾到底。他兴建宏伟的阵亡将士公墓，斥资照顾烈属，这在当时普遍困穷的军中是很突出的。他利用胡静如走私生意的财源整训鲁苏豫皖边区的十余万游杂部队，从军饷到被服装备完全不用中央拨款。行有余力，他又斥资收容流亡青年，从战时中学办到大学，手笔非常豪迈。

　　1942年豫中大灾，国共双方都在努力救灾，汤恩伯发起“少吃一口饭”运动，12万官兵每天省出一两口粮救济灾民，相当于4吨粮食；又命令军中车辆沿途收容灾民丢弃的弃婴弃儿，后送养育。但是，节粮救灾与收容儿童只是消极的做法，汤恩伯与胡静如还积极鼓励商人向灾区运销粮食。胡静如既不限价，也不配销，而是提供便宜的运输工具，鼓励粮商把粮食运到界首等封锁线要点，而后让粮商廉价利用部队运输的汽车或牛马兽力车，将封锁线上的粮食尽量载运到偏远地区出售。

　　这一招大幅降低了向灾区售粮的运输成本，逐利而行的商人纷至沓来。胡静如回忆道：“厚利所在，趋之若鹜，消息一传出去，皖中的粮商、粮船、粮车就络绎于途源源不断到了界首、周口、漯河，把这些地方的粮商也带动起来，纷纷转销内地……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的几百万灾民……渡过了难关。”

　　1944年夏的豫中会战之后，汤恩伯失去了走私财源，第一次尝到困穷的滋味。抗战胜利时，汤恩伯的第3方面军接收上海，他严禁部属发接收财，又失去了搞钱的良机。内战时，汤恩伯的财源只剩下迁到上海的鼎泰庄，他的部属觉得老总地位日隆，鼎泰庄的资产理应作为老总开拓事业的经费，但他下令将等值于5000两黄金的鼎泰庄资财完全充作子弟学校基金。汤恩伯有个口头禅：“分文不要”。但他的生意实在太大，人们很难相信汤恩伯真的不要钱，关于汤恩伯个人财富的传言总是最让人津津乐道。

　　汤恩伯最终死于贫困，军旅生活留下了一身病，在台湾开了几次刀，先是颚窦炎，又有皮肤瘤与胆炎。开刀太贵，汤恩伯财力不足，到了割盲肠，干脆就在农村找个乡下医生动刀，让朋友们大吃一惊。他又有胃溃疡与十二指肠憩室症，到了要开刀时，周至柔等朋友打算凑钱资助他到美国开刀，但汤恩伯拒绝了。为了省钱，他选择到日本的庆应大学医院开刀。但日本大夫水平太差，他在术后恢复时骤逝。其是非功过，只能留予后人评说。